《团长》导演康洪雷

　　所以在这里边有提示，我想这种提示你要用一种铿锵有力，可能是大家看的太惯了。同志们，国难当头我们团结起来，我们要压倒一切敌人，干吧！具体呢？具体是什么？概念很好说，谁都敢说这样的大话。我那天讲了你和一个人零距离打架的时候，和你150米铁砖头两个概念，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我们站这儿可以说话不腰疼，我们近距离说说？我们不再是站在一个世外桃源来阐述世界、阐述我们对宇宙的认识，我们真是零距离了，这个世界就是零距离。那么零距离应该是什么样一个心态？怎么样一个形式的方法？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求变，只有求变。这个求变不是求社会在变，求我们自己的观念在变，求我们认识事物的角度在变，可能离我们想做成的那个事我认为可能会近一点。

　　在龙文章这个身上有两个极端，我就是不用这个方式，这可能是很决绝的对一种我们看惯的一种东西的一种蔑视也好，唾弃也好，但是这里头当然有风险。我觉得一个文艺作品就是给大家看，那么你看什么？我觉得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求新，创新，你必须求新，当然求新肯定是有风险的，你要不求新就跟着走呗。可是我们中国电视大家看到了，越来越好，因为我在这一行，我知道我们在国际上大家国际的同行对中国的电视事业那个羡慕的已经不得了，他们揣着大把的钱等着参与我们的创作，进入我们的国境。我在很多媒体讲，我说世界电视的好莱坞肯定在中国，等着吧，不久后的几年。那你不求变怎么行呢？所以说求变，求变是肯定有风险的，无论你的表达方式，你的人物叙述方式，你的故事内在意义的表达，包括你观赏的那个习惯都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有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很多很年轻很年轻的人，都有这种特别老成的惯性的思维，惯性的思考。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认为特别不好，我创造有一个习惯，每一次把自己还原到一种诚惶诚恐的方式，明天开机，哎呀，明天开机我第一个镜头搁哪儿啊？这电视剧怎么拍啊？开始你会觉得你是不是有这种脑溢血的前兆啊？或者随着一拍完你发现这种心态挺好的，它会让你诚惶诚恐的对待每一个镜头，你不会用你的经验去做。因为你这个工作就是努力摆脱经验，经验都放在你面前，那你怎么求变呢？就是批判自己，我觉得没有别的办法。康洪雷，你的戏太他妈一般了，你的戏赶紧翻一页去吧，你还能出点新的吗？人说你可不能冒险啊，一个人成功多难啊，在这种影视界杀出来，能拍一个戏大家认可了，接着往下走啊，很多中国的知名导演跟我讲。我听了当时也会动，可是我一转念一想，为什么呀？必须变。我就180度变一个，人说了《士兵突击》多好啊，咱来个续集吧，为什么呀？我就要变，当然它跟你个人的性格有关系，但这个变有时候要付出代价的，有的时候你要有经济支持你，没经济，你得有一个可信的基础。

　　所以话说回来，我觉得在龙文章身上有很多我对生活、我对团队、我对人以及我内心深处的一个特别想表露的一种外化的形式，所以我跟媒体讲，我说我经常用最大的快乐和幽默来叙述我心中的愤怒和苍凉。谢谢大家！

　　主持人阎琦：康导太能讲了，我们的记者刚一个问题，他就讲了这么半天，其实这一个问题已经回答了若干个问题。下边我们的记者再继续。

    康洪雷谈龙文章滔滔不绝 分析虞啸卿主流精英气质

　　李伟：我再多说一个问题，在虞啸卿身上您觉得出了什么问题？也就是说从他所代表的这种主流精英的气质上面，你认为他能够反映的问题是什么？

　　康洪雷：我觉得虞啸卿这样一个人我们天天在生活中看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精英，他是一个我们的精神领袖也好，或者他是我们的团队领袖也好，他引领着我们往前走，往前走。可是社会在变化，战争在变化，你光有一腔热血不行，你必须求变，战争千变万化。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刚才在车上还在想，蒋介石，国民党的统帅领袖，那真是一个对生活有极其要求的人，几点起床，早上吃什么，他要求方方面面；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那要求是头发到什么程度，早晨要几点起床，他从来不遵守，头发留那么长，每天不到下午三点从来不起床，他从来没按规矩出牌。可是就是这么一群人，就是把一个经过了多少战争历练，每一个士兵都有着将近8年的这种近距离战争史的一个国民党的队伍和一个政权就是打败了，就是把它彻底消灭了。

　　这里面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值得去研究，除了这种人民群众，包括社会的力量，我觉得有很多很多不太按规矩出牌的这么一种特点，特别是现在我们是一种发展中的国家，应该究竟怎么来把一个事情做好，我想除了条规条款也好，我们有很多必须要临时更改，没有前人走过的路的路我们要去走，这样可能走到一个你想要走的地方。可是虞啸卿这个人虽然我们觉得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可是有时候他有着那种惯性的思维，惯性的指导方式，你说我光有形式不行，你说我就不坐着，我就要站着，因为我当年受过刺激，然后我天天睡四个小时觉，我想着这场仗怎么打。你光想着不行啊，因为你要面对对手制定你每一套的方案，我们现在足球不就是吗？我们针对不同的队要制定不同的打法，你不能我国安队就是全攻全守，不管什么都这种方式，你肯定必输无疑，过去很多战争真是这样的，叫什么？以不变应万变。这个话有时候要辩证来听。

　　所以我觉得在虞啸卿身上，我们设置这么一个人物他有着很深很深的今天的现实意义，我们有很多的同志，我们有很多的引领者其实他在给我们讲前瞻和时尚，甚至讲未来的时候，他的话语里已经透出了相当相当陈旧的东西，可他在那儿沾沾自喜，因为没有人敢说。

　　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中国全明星足球队到内蒙古呼和浩特搞一场义演，跟呼和浩特所有企业家进行足球友谊比赛，由某一个市长发球，这市长在众目睽睽下走到球场中间，然后一脚就把球踢到了对面了，然后说不对，重发一次，又把球放那儿了，一脚，球没动，他倒下了。我在那儿看着，我就觉得我脸上真是有一种巨大的羞辱感。后来我下来就问他们政府的某个我认识的人，我说就没人告诉他吗？球先发回自己的队来然后再传，谁敢告诉啊？我觉得这种现象真是，从历史我们有很多很多这种教训。所以我特别想拿这个戏说，我们很多的领导、很多的我们的引领者有的时候真的要看看自己，我们在努力前行的时候，我们的观点和观念，包括我们的治军方略，甚至这个事业的方略是不是已经陈旧的不能再陈旧了？警示我们往前走需要很多要变的东西。我有这个现实意义来对他。

    《三联》记者苌苌对话康洪雷 集体探讨艺术创新 

　　主持人阎琦：苌苌是认真看了这个电视剧，然后对这里面的“话痨”孟烦了做了一个非常深的分析，看看她有什么要问的？

　　苌苌：其实我想接着他的那个关于龙文章和孟烦了，您刚才说了，您把这个剧的一些中心意义抽离出来讲，底下观众也会听着很兴奋，但您给他装在一个壳里，这个壳有点破里拉撒的，包括孟烦了和龙文章的那种嬉皮赖脸，您觉得这会不会有点过？所以我想问您，您对文艺的目的怎么看？您刚才也提到要创新，找一个新方向，我不知道您这个创新是不是就是发掘人性，然后去寻找这种人性的潜意识？但有时候我们的潜意识，比如面临战争时你会害怕，但是有没有必要去给他很过分地表现这个人的潜意识？是不是可以收敛一点？因为这么多年这个文艺锻炼下来，就是这么多年从几个世纪开始它最后有这样的一个方向，或者不是老说什么出于升华，这个话还是有原因的，那您说文艺的目的是什么？

　　康洪雷：我听明白了。确实我觉得她说得很好，其实艺术的真谛贵在似与不似中间，文艺的目的我觉得是表达创作者对人生、对社会的一种忧患也好、赞美也好，肯定是里边有它的终极目标。其实我所有作品在我个人看来，第一，我最不愿意让人去死，这是我特别强调的一个东西，可是这个戏没有办法，所以每一个人的死对我来说是一个折磨，这个折磨并不是来自于画面好看或者剧情发展，我是从我本能的东西我不愿意让我的戏里面出现死人，可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戏首先第一点，折磨你，每个人怎么死成为摆在你面前的一个事情了。

　　第二，这些人的外化的这种，让我们拿一个很通俗的语言讲，就是那种油腔滑调，玩世不恭，以及到了一种比拙劣的相声还恶心的那种语言方式和交友方式，是不是会给人带来一种，从今天人观赏的角度带来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会觉得对你的作品会产生那种厌恶之感或者不屑之感？

　　我是这么看，因为我可能拍这个戏的时候，当我在滇西一路采风的时候，当我看了那么多他们的事迹的时候，后来我又看到了他们今天的活生生的人放在跟前的时候，那个中间我连不上，年轻的时候只是一张张的纸和一张张俊朗的形象，和他们连不上，我必须把这个连上。这个连上你必须找所有东西去连，我就看了大量的书，包括黄仁宇的书，包括很多很多人的书，你突然在那些书里面看到这些人在那个所谓生死的岁月中，生死那个岁月可不是一天、两天，八年，在那个岁月中他每天都要面对的时候，人可能不能老是正义凛然，或者用一种身在其外的方式，可能你一天都活不了。我老觉得人，人不能要求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就跟我们拍很多的谍战戏，有时候大家觉得不可信，你发现这个人不管处在什么环境，那对自己事业的衷心，对自己爱情的忠贞，你就似乎觉得缺一点什么，缺一点真实。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再举个例子，那些缉毒的英雄们一定要比毒贩子们更加凶残他才能卧进其中，当长年累月的时候他会怀疑自己，我是警察还是干这个的？人会有恍惚。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要求得生存，我要求生，他可以自杀嘛，比如说你不想活你死了算了，你可以自杀，为什么他们没有死？我觉得在他们内心深处和灵魂深处特别想做一件军人本该做的正确的事情，可是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政府带着他们让他们做一件正确的事情，于是怎么办？他们还不想此时此刻就这么死掉，可是他们还得活在这个地方，那么他们就采用了一种方式，我比无赖还无赖，我比你还没有自尊，我觉得他把这个东西降到最低，什么自尊、自恋、自省，全拿掉之后你突然发现你还能活几天。但是这个戏里最大的特点，这些人的内心世界是没有泯灭的，当虞啸卿站在台阶上说，我要带你们去缅甸，要打仗，有鬼子杀的时候，可能细心的人会看到孟烦了在颤栗，那个颤栗不是害怕，他是兴奋的颤栗。

　　我们对那段历史太不清楚了，当我知道那段历史的时候我觉得我像一个罪人似的，我就这么想，我说不能让这段历史再从我身边让它悄然滑过，你像一个没事人一样怅然离去，我说我知道了，我必须把这段历史表达出来，这样我可能会心安一点。怎么表达？那个时代的人比我戏里表达的还要顽劣，人活下去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有时候是影响了你的生活，有的甚至触犯了法律的教条，但是你一定要找到他为什么这样的原因，然后你要看到他最后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想这个戏前边像你说的，你看到龙文章也好，包括孟烦了也好，怎么是那么一种方式呢？怎么是那么一种让我们不能接受的生活态度呢？我想我这样做是为了它后边的一种升华做一个比较极端的前期铺垫。

　　苌苌：我还想追问一下，就是说您刚才讲的这个逻辑还是您自己心中的一个逻辑，就是你要说服自己他们应该是那样，当然这个联系是在你和过去的真实之间建立的一个联系，你找了一个折中。但是至于说观众，我刚才提这问题意思就是说就因为他们这样，让您损失了一部分观众，我也为那些观众觉得很可惜，因为他接受不了这些人的嬉皮赖脸，他就没往后看下去，我就想起原来王朔说过一句话，观众很可爱，观众能吃粗粮。但是这次是不是这粗粮做的有点太粗了？

　　康洪雷：有时候你要想这个问题，在你个人利益上和对历史的一个责任上，有的时候你要敢于去取舍，要敢于取舍。因为你不能为了一个有的时候当然我们做东西是给人看嘛，你要赢得更多的观众看你的东西，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种我们要做的一个下意识，但是有的时候要为了一个你突然认识到的一个事物，而这个事物是你特别想表达的时候，有时候可以把过去的一些东西让开一些，为了这个真实，这样你可能良心会安一点。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过去不曾看到的，但是它却在历史上是存在的，我只是把它找了一个度，我把它变成了似于不似之间，不是永远的真实，也不是永远的不真实，我找了那么一个度，那可能就是我个人的美学好恶吧，变成现在呈现在银幕上的一个形态，当然它有它的真实，一定是有的，当然它有它的不真实，那是我的，中间这个度是我们现在戏里呈现的这样。我们在那儿将近172天的拍摄，他们演员都能感觉到那是什么样一个生存状态，可是你只能在那儿呆一天甚至呆一周，他们可能要在那儿长期呆下去，我想日军能呆下去我们就有理由呆下去，日军在那种泥泞不堪的地方能唱着战歌，我们也同样可以在那里唱着战歌。

　　我们很多的伤亡不是靠子弹和爆破伤亡的，我们的战壕里全是血，那时候没有收尸队，炎热的滇西分分钟就是，后来当战事平静的时候经常听到山上有爆炸声，那是死者的肚子膨胀以后的爆炸声，他们那时候也没有防毒面具，什么口罩什么棉花，没有，他们就在那里战斗，还得吃饭。所以比我戏里要描写的残酷的多的多，如果他们没有一种态度来活下去的话，我估计你一天也呆不了。我去过一个煤矿，煤矿旁边隧洞旁边有一个特别大的垃圾场，很多矿工进来以后根本不进洗澡堂，一头就钻进垃圾堆里摸出一根烟来，他当时那个感觉极其幸福，矿工在底下一天的劳作，他出来以后最幸福的地方就是那个垃圾场。这就是我现在呈现的东西。

　　舒可文：就是说您已经做了很多处理，让它已经高于生活了。生活本身的质地或者说残酷的要超过我们过于安逸的想像。

　　康洪雷：我觉得是这样，其实很多现实根本我们是没法用你的想像解决问题的，因为我在去年听过一段话，很多东西可以不用去体验生活，我们现在这么多资讯完全可以去想像，来解决一些问题，我持否定态度，我觉得做一件事你必须用自己的肉体去到那儿看看，不是说你拍上吊你就上吊，拍枪毙你就把自己枪毙了，起码你用你的肉体到一个地方去看看。因为这是艺术规律中的一种，我觉得那种生活会给这个角色带来无穷无尽的一种你说不上来的一种气场的表达。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用自己去感受，用眼睛去看，别轻易说出一个好和不好，真的拿眼睛去看看，拿身体感受一下。